司马光对人事问题的重视，丝毫没有引起王安石的注意。相反，王安石自信满满，他也并不想积极争取朝中大佬对变法的支持。王安石的自信甚至自满，从他的诗中可以一见端倪。　　

　　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动人春色不须多。

　　——《咏石榴花》

　　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

　　——《咏梅花》　　

　　王安石很有一点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的气势。在变法初期，王安石几乎把各方面的人全部开罪了。那时，宋神宗信用他，他手上有权，于是对这些朝中大佬施以无情的打击。

　　苏轼对宋神宗说“陛下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。”王安石知道后很不高兴。宋神宗欣赏才华横溢的苏轼（32岁），想重用他。王安石直截了当地说：苏轼与臣所学和议论都不同，可以任用他做别的事。于是任命苏轼为开封府官员，打算用具体行政事务困扰他，没想到苏轼还真有两把刷子，决断实际事务精细快捷，反而弄得名声越来越响了。

　　同一年，苏轼的弟弟苏辙（30岁）本来在王安石手下任职，实际参与变法，但他与改革派大将吕惠卿搞不来。王安石又大为恼火，想给苏辙加一个罪名，幸亏有人及时阻止了。苏辙自己识相，请求调动工作。宋神宗看到苏辙请求另用的申请，就问王安石：“苏辙与苏轼相比怎么样？看他们兄弟俩的学问好像挺相似。”王安石说：“苏轼兄弟大都以察人是非之语，借机加以箝制，再运用手段进行分化拉拢为能事。”宋神宗听了有点恼火，说：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苏轼兄弟的言行应该跟得上形势，为什么反而吃不开呢？”

　　从王安石处分苏轼兄弟的情形来看，至少可以说明他为人处事的几个特点：

　　第一，王安石看人不能一分为二，好就是全好，坏就是全坏；

　　第二，王安石不能容忍任何跟自己相左的意见，哪怕这个人是皇帝也不行；

　　第三，王安石做事直截了当，从来不会也不屑于拐弯抹角，像“以迂为直”这样的方法或手段，王安石根本不会留意。只要反对变法，管他天王老子、恩公朋友，一律坚决加以清除；

　　第四，王安石对顶头上司宋神宗也没有丝毫的察颜观色。王安石说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，他是毫无顾忌的。这一点跟商鞅不同，商鞅对秦孝公是很顾忌的，商鞅通过“适应”秦孝公，进而“转化”秦孝公，借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功业；或者说，商鞅知道运用“柔性”的力量，王安石则一硬到底，不管不顾的。王安石如此“蛮干”，时间长了，宋神宗难免对王安石没有想法。清朝光绪皇帝写过一首题为《宋神宗》诗，其中有两句说：“神宗本是英明主，安石原非侧媚臣。”王安石岂止不是“侧媚臣”，他对宋神宗真可以说是“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”，后来宋神宗的理念跟王安石分岐越来越大，王安石就一再要求辞职，他并不贪恋宰相的官位。如此明确地没有“官瘾”，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不给宋神宗面子，更严重地说，甚至有点看不起宋神宗。王安石的潜台词是，要么按我的理念做，要么老子辞职。王安石在变法的第六年终于罢了相。第七年春天，又复相，熬到秋天，再罢相。王安石从此永远离开了朝廷，回到南京半山园，孤独自守，大约十年之后，终于病死在南京。

　　王安石罢相后整整半个世纪，北宋成了南宋，首都从河南开封迁到浙江杭州，两个皇帝宋徽宗、宋钦宗被金国俘虏到遥远的东北（黄龙府），这是宋帝国的奇耻大辱。连女诗人李清照都要说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南京、杭州及太湖流域都属于江东地区。

　　作为南宋政府，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为“帝国巨变”找到一种说辞，找来找去，就找到了王安石头上。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王安石“流毒四海”，要把王安石打入十八层地狱。不过朱熹对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：“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，更何用他？到元丰间，事皆自若，只是用一等庸人，备左右趋承。”荆公就是王安石。元丰是宋神宗的年号，宋神宗有两个年号，前面是熙宁（共10年），后面是元丰（共8年）。整个元丰年间，王安石一直孤守南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