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与司马光是两面大旗，针锋相对，势不两立。我们再看一看同期其他大臣对于变法的一些议论：　　

　　元老大臣富弼说：臣闻朝廷内外的事，渐有变更，这一定是由于小人向陛下进献邪说。大抵小人只喜欢动作生事，以便在其中有所企图。如果朝廷保持平静，那么凡事都有常法，小人能指望什么呢？希望陛下深入考察这种情况，不要让自己后悔！

　　宋神宗神色变得庄重，说：今日得爱卿十分正确的议论，可谓金玉之言。

　　我们不能光看一个人是不是反对变法，而更应该分析他为什么反对变法。同样，我们也不能光看一个人是不是赞成变法，而更应该分析他为什么赞成变法。

　　富弼是反对变法的，而且非常坚决，以至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说：“枭富弼之头于市，则法行矣。”王雱非常聪明有才，《宋史》上说他“为人慓悍阴刻，无所顾忌”，而且更重要的是“安石更张政事，雱实导之。”也就是说在变法的问题上，王雱对他老爹王安石多所引导。王雱最佩服的人是商鞅，“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，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。”是个狠角色。可惜死的早，只活了33岁。王安石晚年丧子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改革的志气也消磨了不少。

　　富弼反对变法的原因跟司马光很相似，最怕小人由此“动作生事”。小人一般唯恐天下不乱，也唯恐天下不变，只要一乱，一变，就可以从“不作为”转而“乱作为”。富弼也是人事问题上的悲观论者。苏轼的弟弟苏辙上奏疏说：　　

　　所谓使财政富裕，不是求取钱财而有所增加，而是除去有害于财的事而已。有害于财的事有三项：

　　一是冗官（多余无事的官员）

　　二是冗兵（多余无事的士兵）

　　三是冗费（不应支出的费用）　　

　　这是北宋有名的“三冗”问题，由来已久，并不是苏澈首先提出来的，上述司马光对“国用不足”的分析也完全是同一个意思。苏轼的恩师欧阳修（比苏轼大30岁）早就说过：　　

　　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，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，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，一切苟且，不异五代之时。　　

　　这个话说得很严重。虽然朝廷感觉钱很不够用，但是下面的老百姓已经被收括的精疲力尽了；国家军队虽然很少打胜仗，但是不打仗的时候却骄横不可一世（所谓外战外行，内战内行）；制度也越变越坏，越来越复杂，因循苟且成为一时之风气。最后欧阳修下了一个结论“不异五代之时”。

　　欧阳修是文坛领袖，又是大历史学家。一部《二十四史》，跟欧阳修有关的就有二部，一是《新唐书》、一是《新五代史》，其中《新五代史》是欧阳修的个人专著。

　　欧阳修认为北宋当时的朝局“不异五代之时”，而“五代终始，才五十年，而更十有三君，五易国而八姓。”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、小分裂的时代，皇帝多如牛毛，忽起忽灭，政局一直处在“习惯性流产”的漩涡之中。总共50年时间，却有5个朝代，13个皇帝，8个姓。

　　为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，就“冗兵”问题，可以看几个数据：

　　约在王安石变法前20年，宋仁宗皇佑年间（1049－1054），当时北宋帝国有军队118万人。每年巨额军费开支占国家收入项目的比例分别为：　　

　　¢ 钱：30％

　　¢ 绢帛：102％

　　¢ 粮：80％

　　¢ 草：80％ 　　

　　按照现在的说法，北宋为了与辽帝国、西夏帝国抗衡，已经深隐军备竞赛的泥淖。军费开支使帝国财政不堪重负，这是宋神宗迫切变法的现实原因。这还仅仅是“冗兵”一项，再加上“冗官”、“冗费”，北宋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。　　

　　再看苏轼，明确反对变法。他给宋神宗上了一道奏疏，其中说：　　

　　得人之道，在于知人；知人之法，在于责实（责求实际）。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