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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实,没有规模就没有发言权。你想,一个小孩,在成人中间,说话顶用吗?一只兔子,想去命令老虎,能成吗?
你想要有话语权,必须自己先强大,强大的第一步就是规模,要拥有规模优势。没有规模
就没有效益,没有规模就没有利润。有了规模,企业就能实现“物美价廉”,就能实现占领全国市场,就能实现以规模带动企业品牌提升,通过规模上升所带来的规模效益,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。
中国企业普遍都很小,所以“先做大,后做强”是必然道路,即使做得再强,企业不大也是白搭。何况,企业不大,强又从何而来?
企业要在发展阶段,迅速做大,做大了,才有可能在决战阶段,有实力去参与决战,否则,你连参加决战的机会都没有。
元至正17年,朱元璋曾经亲自登门向老儒朱升请教治国平天下之策。朱升送给他三句话:“高筑墙,广积粮,缓称王”。那时,朱元璋已经是雄霸一方的起义首领了,但朱升告诉他,要扩充兵力,巩固后方,发展生产,壮大自己;不图虚名,暂不称王,即先做大了再说。
后来,朱元璋确实这样做了,等到他兵强马壮、粮草充裕的时候,他才与张士诚和陈友谅分别展开决战,最后鼎定乾坤。如果没有当年的壮大,历史真的可能改写。
要做大,企业可以多元化
西方经济中,核心竞争力和聚焦战略已成为一条通行的定律。但是,这样的战略选择,只适合于伦敦和纽约这样的规范市场。在中国,市场是完全中国特色的,我们不能照搬国际的做法,要按照自己的国情来做战略。
西方资本市场规范、政府对企业的调控很少。所以,企业几乎是在一马平川的草原上运行。而中国市场则不同,中国市场十分复杂,既有一马平川的草原,也有丘陵,还有汹涌的河流,甚至有暗礁,还有难以翻越的高山,西方规范的市场条件下产生的战略理论,适合中国吗?不一定。
其实,多元化的业务集团特别适合中国的社会背景。在中国,很多社会职能部门不健全,比如:金融、资本市场,比如高端人才的培养等等方面,都不够健全,中国的企业不仅仅是企业,还帮助政府承担了一部分社会行政职责。中国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,是半社会化的企业。
首先,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不够发达,甚至很多地方连电话都没有。这就导致产品信息难以传播,也缺少能够证实卖主说法是否可靠的机制。政府的监督机构不能为产品定级,当产品不符合需求时,消费者找不到可以寻求保护的赔偿机制。
这样,企业要打造品牌,树立品牌信誉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国外。树立一个品牌特别难,因此,把维护这个品牌的成本分摊到多个业务领域,不失为一种降低成本的好方法。也就是说,先打造企业品牌,然后企业品牌延伸,走“产品多元化”、即“一牌多品”的道路。
其次,中国资本市场不规范,缺乏监管机制和透明化,导致投资人不敢轻易投钱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企业融资缺乏更多的渠道,多元化的集团公司可以提供投资,通过内部产生的资本来发展现有业务或开辟新的业务。事实上,集团公司筹集资本的能力成为新建公司的主要资本来源,并使其在寻找基金方面较之小公司有更大的优势。集团公司除了扮演风险资本家的角色外,还充当了现有成员公司的借贷机构。
第三,政府的调控机制。政府不但广泛干预商业的运作,而且企业很难预料立法机构会采取什么行动。集团越大,承担公司维持与政府关系的费用越轻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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